专家表示，面对外部环境不利影响加深，应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在落实好各项已出台政策的同时，因时因势加力谋划新举措，紧盯重要领域关键环节改革攻坚，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进一步稳固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基础。

强化“四稳”保持定力

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认为，“四稳”要求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精准把握。稳就业，是“四稳”中首要的任务，要推动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服务业，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机会，带动重点群体平稳就业。稳企业，就是要优化营商环境，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改善企业经营绩效，特别是针对国际经贸斗争中面临困难的企业，要加大帮扶力度。稳市场，就是要多措并举防止市场大幅波动，既保障供给稳定，又保障需求稳定，加强市场引导和信息发布，避免大起大落。稳预期，要求在政策制定实施和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都要有稳预期的意识，提高政策针对性、有效性。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事业研究室主任邢伟认为，面对外部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变化对就业的影响，要继续聚焦重点行业和重点群体，突出稳就业，坚持短期兜底和长期优化相结合，强化政策协同，加强前瞻性政策储备，推动稳就业落细落地。深入挖掘先进制造业等新质生产力的就业潜力，稳定制造业就业规模，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大力推动消费新热点转化为就业的新渠道，带动相关领域就业增长。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区域政策研究室主任李晓琳表示，经济大省经济运行潜力大、质量高、前景广，关键是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扎实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高水平改革开放、区域协调发展、民营经济发展等重点工作，在全国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中发挥好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

统筹政策形成合力

“宏观经济政策是稳定经济的有效手段。特别是在国际环境变乱交织，全球经济衰退预期升温的背景下，更要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用好用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黄汉权说。

在财政政策方面，推动政策靠前发力，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发行使用，强化地方稳增长的资金保障。在货币政策方面，保持流动性充裕，降低微观主体融资的实际利率，加力支持实体经济。在政策举措上，既要用好现有政策工具，又要根据市场需求适时推出新工具，包括创设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设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科技创新、扩大消费、稳定外贸等。在政策制定中，要特别强调强化政策取向一致性，推动各项政策形成合力。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认为，中国经济有巨大韧性，拥有丰富的政策工具。从财政空间看，我国在杠杆率水平、利率水平、通胀水平等方面仍有较大回旋空间。面对外部冲击，中央政治局会议指明了方向，那就是要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加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多措并举帮扶困难企业，坚持用深化改革开放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丽岩认为，经济稳定向好是大趋势，有利条件增多，关键是落实好已出台的一揽子增量政策，因时因势加力谋划新举措，着力推动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际。

“要突出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依靠改革创新培育壮大新动能，紧盯重要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进行攻坚。”郭丽岩建议，完善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公平准入制度体系，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让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投资可以结合自身禀赋和基础条件，找到适合自己拓展业务的领域和赛道。在引导重点行业向“新”而行、向“绿”转型、向“高”攀登的同时，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促进物价合理回升，进一步改善工业企业利润，缓解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持续提振信心和增强投资意向。

持续巩固内需动力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大力发展服务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要把扩消费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围绕重点群体提升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黄汉权表示，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推动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确保与生活成本增速匹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鼓励企业提高工资，完善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加快构建以技能为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和消费升级趋势，通过设立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方式，大力发展服务消费，更好满足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特别是要尽快清理消费领域限制性措施。在既有政策方面，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扩围提质实施“两新”政策，加力实施“两重”建设。

郭丽岩认为，外部环境不利影响加深，须持续巩固内需主动力，做强国内大循环。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既要关注投资和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又要着眼于优化“就业—收入分配—消费”的循环机制，通过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和提高养老金、医保补助等惠民生举措，系统提升消费意愿、能力和层级。

京东集团高级研究总监朱太辉表示，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效应明显，在带动补贴类产品消费增速大幅改善的同时，对非补贴类产品消费增长也产生了溢出效应。他建议，进一步推动“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提质，将补贴标准向数字智能、节能减耗、出口转内销产品倾斜。

在投资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邹晓梅认为，未来需要不断优化稳投资政策工具实施，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比如，以加力和优化“两新”政策实施为牵引稳定制造业产品需求，扩大支持的行业领域和商品范围；多措并举帮扶受关税冲击严重的困难企业，加强融资支持，加快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加力实施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引导民营企业更好参与“两重”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加大高品质住房供给，优化存量商品房收购政策，持续巩固房地产市场稳定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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